日本国土交通省曾计算出一个“最低居住面积水准”，结果显示，为了享受“健康而有文化水平的生活”，单身者要住在25平米以上的房间，两个人一起住的标准则是30平米以上

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怀疑这个标准有些过高。2017年，她从北京搬回东京，住进面积只有八平米的房间，一晃就是五年。

八平米在日语中特指为“四畳半”，大小与四个半榻榻米的面积相当，为收入不多、生活拮据的单身人士所偏爱。就连房东也是这么以为。吉井忍刚搬进八平米时，房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好好努力哈。”

可她既没有着急搬离，也不打算买房。“因为实际居住的感受并没有那么悲惨，”在围绕八平米生活写成的散文集《东京八平米》 （2023年出版） 中，她如此写道。

一个人住，八平米是十分经济的选择。没有冰箱，就放弃囤积，只购买两日内能消化完的食材；不能洗衣，便常去家附近的独立洗衣小铺；去钱汤洗浴，和老板娘的聊天使她保持精神健康。那些生活里的不便之处反而让本是宅女的她多了许多走出家门、探索城市的机会。

不依靠点评网站，闲时走进一间喫茶店，抑或某个荞麦面店，她总能自然而然地与店主攀谈起来，一来二去，彼此成了朋友。后来有时即使只是路过，她也会走进小店寒暄几句，因此常常被问起，“你很容易和人建立联系吗？”

她也喜欢逛展览、看电影、去各地旅行，每月房租省去的部分刚好被腾挪至“娱乐经费”。在咖喱店打工时，她曾买下一幅同事拍摄的海参崴雪景，挂在八平米的墙壁上。有年夏天她特意飞到海参崴躲避暑热，笑言若不是八平米，又怎会清晨站在海参崴的海边喝咖啡。

有时在旅行或在父母家“躺平”几日之后，她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不适应八平米那个促狭的房间，可每当返回东京，拉开房间木门的一瞬间，她又马上适应了。

流动贯穿她的大半生命。细数起来，只身搬进八平米之前，她换过三十几个住处。成都的学生公寓、法国南部的农场、北京的毛坯房、马尼拉的商业中心等等，生活若滚石般。

她也因而愈发清晰自己对住所的需求。干净，通风和采光要好，周围不要太吵，交通便利，可以自己煮饭。“其实这么简单的条件也不多。”她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八平米时，小屋东边与南边都有玻璃窗，房间显得明亮宽敞，“那是一种脱离物质束缚的自由感。”于是同一旁的中介说，“其实这个房间也没那么小。”

让她甘心栖身于设施不完备的八平米小屋的，是东京之“大”。“看不完的展览和电影、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及其完善的查询系统、各有特色的钱汤、适合进行人类观察的喫茶店、允许你逃避现实的铁路和航空路线，以及相当多的临时工的职位。”她详细记录下这些构筑起她生活的日常。

回到东京是她时隔许久后的独居。在《东京八平米》中，她写下这项命题，“离开日本二十年后回国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义？”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是什么样

回到东京，新的住所还未确定，吉井忍首先找了间咖喱店打工。

也说不上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写稿之外需要一处和别人接触的地方。“也不单是想认识更多的人，我希望找回在这座城市的一种归属感。某个地方是接受我的。”离开东京二十余年后，她在这里的朋友寥寥无几。

咖喱味道好，店内装修风格与店主性格一样朴素亲切，下班之前还提供工作餐。她经过简单面试后便做了临时工，每周只在固定时候现身，端菜、洗碗或收款，“这个地方是接受我的。我在那里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姿态或许稍显笨拙，却是她踏实地嵌入城市生活，重新与东京建立连结的方法。

住处反而无关紧要，“哪怕住在一间很贵的酒店也是没意义的，你没有与这座城市发生任何关系。”

住进八平米以前，她曾在一年内换过两次房子，一处在东京郊区，另一处位于茨城县。后来发现自己太习惯大都市的节奏，贪恋那里的文化与人情，于是下定决心回到繁华市区，不必再为错过末班车而烦忧。

找房是另一种打量自我处境的机会。简略几句表明需求后，她便与刚认识的中介坐进同一辆车。朝向、整洁度或是采光，除了那些常见的诉求，独身女性还得格外留意安全问题，譬如，“内衣裤等贴身衣物就不要挂在外面啦。”她身边单身的男性朋友似乎从未有这种顾虑。她婉拒了中介帮自己找的“独栋”房源，对方表示理解后主动与她聊起单身朋友出租屋失窃的经历，小声嘀咕道，“女性在东京一个人生活还是有些辛苦。”

▲作家吉井忍和她的八平米小屋 图/都筑响一

因为设施不够完善，她常常要踏出家门。起初每次去钱汤的时候，她总会把脏衣服带着，洗完澡衣服也洗好了，后来发现相同价格之下，独立洗衣小铺的时长更久——“这两分钟非常重要，少了之后厚一点的袜子无法彻底烘干”——便改为只去洗衣房。依她的经验，每天早上8点是洗衣房的高峰时间，“洗衣房什么样的人都有，很难从他们的穿着辨别对方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有次她在洗衣房遇到一位阿姨，也是独身，两人讨论了一会儿究竟是去洗衣房划算还是买洗衣机划算，接着阿姨问道，“你一个人住吗？没结婚？”她意识到对方显然对后来的话题更感兴趣。

▲投币式洗衣间内景，翻翻杂志，看看来往的路人 图/吉井忍

类似的问询并不多见。大部分人都客客气气的，遵循着日本人礼貌、克制的社交方式，极少对私生活刨根究底，她也不常主动提起。只是偶尔，在咖喱店打工结束后的夜晚，同事们分享当天剩下的食材时，她常被同事追问怎么不多拿些，才会提起自己住在八平米的房子里，因为没有冰箱，不能带太多。

大家惊讶之余也没再说什么。她其实不在乎旁人怎么看，“很少有人会说八平米真好啊，除了都筑响一先生。”后者曾出版摄影集《东京风格》，见识过东京形态各异的“蜗居生活”。得知她住在八平米时，都筑响一笑眯眯地点头，“那真好！”

去年夏天，她又缴了两年的租房火灾保险费用。不知不觉间，她在八平米小屋的生活已步入第五个年头。与刚搬来那时相比，“小屋多了一台小型空调，木门上层层叠叠的展览信息海报因为变得太厚，终于扛不住重力作用脱落下来。”

环顾四周，她身旁的朋友几乎都是租房住。一位在东京开酒吧的朋友，因为租房成本太高，干脆直接住在店里，每到夜晚便在地板上铺一个睡袋。如此五年。

她确实不知道自己还会在小屋住多久，可她既没想要搬走，也不打算买房，因为“拥有是种负担”。以八平米为圆心，进进出出，那是她亲手建立起的新日常。

▲八平米平面图，吉井忍手绘

灾害也好，人生的巨变也罢，

都不是我们来选的

东京新冠疫情严峻时发布过多次紧急事态宣言，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钱汤还开着，“毕竟要保障国民的卫生。”吉井忍的饮食生活虽然未受太多的限制，还是改为三天一外出，采买日常所需。

不能出国，她便在日本国内游走。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在京都租了间房子，价格比八平米更加便宜。从前她到京都的行程总是仓促，对那里的印象只停留在“人多，是座旅游城市”，可当她真正探索起来才发现这座小镇的食材和人都与东京大不同。

疫情头两年，她常常几周住东京，几周住京都。频繁往返两地，所有交通方式都体验了一番，于是总结出，“新干线最贵最舒服，飞机也不错，可是花费时间蛮多的。”从她家飞到京都要先在大阪中转，“好玩是好玩，就是太累了。”

她习惯了搬来搬去，对全新的环境不会感到不安。她的妹妹则与她迥异。有次对方扬言辞职后要环球旅行，辞罢却立刻后悔，急不可耐地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她想，妹妹大概过不了自己这种“滚石”生活。

大学毕业后，吉井忍没有找固定的工作，而是“骑着250cc摩托车穿梭于吉祥寺，早上在便利店收银，中午在中华料理店端菜，晚上去爵士酒吧打工”。她也尝试做过几年上班族，但很快就对“螺丝钉般”的日程感到厌倦。

相较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就业机会还算充裕，身边与她一样享受“延缓期”的同学依靠打工赚来的钱过日子，“稍微节省一点去海外游荡几个月也不是不可能。”28岁那年，她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去法国农场照顾小动物，一路辗转欧洲各地。回到日本后，她任职于一家媒体，又被公司派驻至马尼拉报道经济新闻。后来辞职，她搬到中国，在上海、北京分别生活过几个年头。

“见识过各样的生活方式，你自然会知道每种生活方式中有不同的快乐，大家身处其中感到由衷地快乐，而不是被迫去作选择。”现在想来，这些流动与她20岁在成都留学的异国经验不无关联。彼时她不仅热衷与中国人聊天，与学生宿舍不同面孔的人的交流令她继而渴望探索日本之外的世界。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作的许多选择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其间也放弃过许多，当下 （的生活状态） 就是这些选择堆叠的结果。”

她自认现在对东京还蛮有归属感的。接受采访前不久，她与在日本居住多年的外国友人聊天，对方说，“在某个地方住上几年或者几十年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日后在回忆这个城市时，能够回味的事情有多少？”她颇为认同。

不过，东京进入“紧急事态”期间，她常常想起北京，想念那里的糖炒栗子、柚子和牛奶咖啡——那是她搬回日本前住的最后一座城市。尽管每当这时，朋友就会扫兴地提醒她，“你回忆里的北京和如今的北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不是不清楚。

她愈发认识到日常的脆弱，“不只是疫情，自然灾害也好，人生的巨大变化也罢，都不是我们来选，我们能准备的事情其实蛮少的。”

▲吉井忍目前所居住的中野区位于东京23区的西部，离新宿只有几站距离，很有现代生活气息 图/吉井忍

疫情暴发前她经常在中国各地跑，参加艺文活动。许多联系在疫情中被阻隔，她独自呆在东京小屋时一直听音乐和广播，愈发觉得注意力难以集中，一部电影都没看完。她在为《单读》撰写的文章里写道，“疫情本身都太有戏剧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认识的‘现实’，我再也不需要通过影视作品获取的虚构性，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

《东京八平米》写于疫情之前，“想到就写一点点”，断断续续用了三年。不同于她过往的《四季便当》、《东京本屋》等作品，她在书中第一次写自己的生活，“有些拿不准”。后来翻阅读者评论，她看到那些心意相通的表达，还蛮感激的，“我觉得与读者的关系更近了些。”

约莫二十年前，还在台北时，她初尝中文写作，热忱地写满整本日记。她自陈“也没有太特别的原因，只是想试一试”，就这么写了下去。后来从媒体辞职，全职写作，一切近乎自然而然。“独自写作的生活中，会遇到负面情绪或工作上的瓶颈，有时候还会觉得人生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开，到最后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每当这种时刻出现，她便停下手中的事务，走出八平米，去听一场落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