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出新书《不如读诗》：写诗让我步伐轻快，比起学者我更愿意当诗人

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资料图】

最近，张执浩上新书了，这次不是诗歌集，而是一本诗学随笔集。《不如读诗》从纵向的维度，选取了中国数千年诗歌史上具有节点性意义的诗人——宋玉、陶渊明、庾信、王维、李白、岑参、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鱼玄机、苏轼、辛弃疾、龚自珍，将他们的性情和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生命观投注在一起，让今天的诗人与古代的诗人一起对话。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书之后，张执浩意犹未尽，又用“体制”“友谊”“漫游”“登高”“悲秋”“死亡”等15个关键词，从横向的维度，书写了自己对中国数年前古代诗人群体的认知，另一本诗学随笔集《传告后代人》也将于今年下半年与读者见面。

《不如读诗》新书分享会上的读者

写这些古代诗人时，我把他们当作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

极目新闻：为什么选择开始写一本回望古代诗人的诗学随笔？

张执浩：作为一名当代诗人，我专注于写诗30多年，一直想写一本诗学随笔。刚开始写的是现代诗学随笔，写了七八万字之后，觉得不太对劲，只是谈对现代诗歌的观感和认知，就像无根的浮萍，很难谈透彻。这部现代诗学随笔集就被搁置下来了。2020年疫情之后，我居家期间又重读了清人沈德潜所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古诗源》，读得入迷，很多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让我感同身受，于是，我就想写诗学随笔何不写古代诗人？我想起很多年前《深圳特区报》约我写过纪念杜甫的文章《两山之间》，当时在报纸上发表了4000多字，现在又有了许多新的想法，便把这篇文章再写了一遍，一下写到了8000多字，《两山之间》就是《不如读诗》这本书中我写的第一篇。写完16位诗人，我用了一年多时间。

《不如读诗》

极目新闻：读《不如读诗》，感觉您在专业性和通俗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很恰当的平衡点。

张执浩：《不如读诗》凝结了我这么多年阅读古诗的经验。但我又不想写成学者解读古诗的专著，这类写作太多了，这不是我的专业，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作为一名创作者，我写这样一本诗学随笔的目的，是与古代诗人对话，从古代大诗人身上找到我们汉语诗歌的精神存在根源。我一边写一边就发现，当代诗人都可以在古代诗人身上找到命运的重合点。写每一位诗人，我都是从他们的性情和命运出发去写，而不是从文本出发去写，这就和学者专著拉开了距离。同时，我也不想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写作那样，去戏说古代诗人的生活和轶事，臆想古人的生活，我的写作尽可能做到有史有据，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信史，有文学性的发挥。

比如写孟浩然，他家境富裕，将近40岁才萌发去长安考科举的志念。我分析他的出身，他的性情，他为什么考不取功名，如果他考取了又能做什么，这样一个游历于江湖的诗人，为什么民间有那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李白、王维都是他的粉丝。我认为孟浩然是唐代最有亲和力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人设的诗人。

说到李白、王维两位大诗人，同时居住在长安一个城市长达十年，两人互相不来往，但他们同时都是孟浩然的朋友。与其说他们故意为之，不如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我们当代诗人在生活中的表现也很相像。

写这些古代诗人时，我把他们当作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沉浸其中。那段时间经常半夜失眠，白天晚上脑子里全是他们。白天看诗人的资料，晚上诗人就会来到我的梦里。

《不如读诗》

生活在黄鹤楼下，诗人需要一种强大的定力去化解焦虑

极目新闻：这本书的有个副标题叫《在黄鹤楼下谈诗》，这个副标题是怎么来的？

张执浩：这本随笔集，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但是在最后一篇文章《我见过黄鹤》中，我讲了为什么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我到武汉来生活之后，一直住在武汉音乐学院的家属院，这个地方离黄鹤楼非常近，不管是我出门买菜，去江边散步，或者以前送女儿去省实验中学上学，始终都是在黄鹤楼下走来走去，抬头可见黄鹤楼。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有压力的，有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的对峙感。这种焦虑感，当年李白登上黄鹤楼面对崔颢写的诗，同样也有。李白的这种压力也传导到了当代诗人身上。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光耀千载的诗歌了，我们还写诗干什么呢，会有一种虚无感。所以，我常说，生活在黄鹤楼下，需要一种强大的定力和心力去和这种虚无感作斗争。当代诗人该怎么化解焦虑成为自己，我的这本书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极目新闻：找到答案了吗？

张执浩：回望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我们能够找到这种答案。一人一命，每个人的命运必须自己去领受。古代诗人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入仕，有一番作为，但真正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诗人极少极少，除了苏东坡。比如杜牧，我写他是应该有所作为、但最终没有作为的诗人，主要原因是乱入了党争，耗散了他的精力；杜甫也一直想当官，后来如愿以偿，但他身处乱世，在仕途上没有大作为；李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官，也当不好官，只有雄心和愿景而已。

清代诗人龚自珍，他如果生活在唐朝，绝对是像李白一样的大诗人，但他生活在清末，《红楼梦》诞生之后颠覆了中国古典文坛以抒情为主导的文学风格，开创了叙事文学时代，古典格律诗退隐到文坛的边缘。龚自珍作为一位这么有才华的诗人，面对时代的发展也无能为力。对应到当下，在生活如此丰富的当代，甚至连小说都开始边缘化的时代，诗歌更加边缘化，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又该承担什么，我从龚自珍那里感受到了当代诗人同样的命运。

如果我们读懂他们是怎么领受自己的命运的，我们就能从古代诗人那里可以领受一份力量，变得更加豁达。

《不如读诗》

作为写作者我佩服的是杜甫，但作为中国人我又非常推崇苏东坡

极目新闻：在你写的16位诗人中，你最想成为哪样的诗人？

张执浩：李白唤醒了我们心中想成为诗人的种子。李白拥有可以在横行天下的才华，有多少人读了李白的诗不想当诗人的呢？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成为李白。当有了一定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发现永远不可能成为李白。谁想学李白，谁就会成为一个小丑，李白是天才，是不可学的。

但是有一个诗人可以学，杜甫是可以学的。为什么我们读杜甫的诗感到亲切呢？因为杜甫在用他的血肉之躯领受他所经历的唐朝的命运。我从杜甫身上学到了一种“与时代玉石俱焚、与日常生活同归于尽”的力量。杜甫在成都生活的五年，写出了大量与生活同频共振的好诗。他既可以发高音，也可以发低音，他从来不背叛自己，忠实于自己。

张执浩在自己的书房

作为写作者的身份，我最佩服的是杜甫。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又非常推崇苏东坡。苏东坡不仅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才华，还有把想象变成现实的能力。

极目新闻：以前出新书都是诗集，今年一连出两本诗学随笔，是否意味着以后您要在诗学方面倾注更多精力？

张执浩：这两本诗学随笔，是我近三年的写作成果，是我疫情居家期间的产物。但我不想当一个学者，我还是想好好当一个诗人。写诗是对我内心的解放，让我卸下所有的压力，步伐轻快。如果你看到一位诗人，精神状态萎靡，那肯定是诗人这段时间没有写出好诗。如果诗人写出了好诗，即便再辛苦，也步伐轻快。

（本文部分图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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