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陈介祺：金石收藏研究“近代之冠”

□冬华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晚清金石学“道咸以后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在上述名家中,陈介祺的地位是最为特殊的。鲁迅先生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则评价陈介祺是金石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清史稿》更是称赞陈介祺为金石收藏研究“近代之冠”。

(资料图片)

金石藏品数量质量惊人

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北首,有一座藏在巷子里的古朴院落,即“陈介祺故居陈列馆”,这里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旧宅。陈介祺故居规模颇大,占地约1公顷,历经沧桑劫难,现在仅存东楼及南北两厅,建筑面积380平方米。东面青砖垒成的两层小楼紧贴路边而立,此即闻名遐迩的“万印楼”,曾是陈介祺收藏文物和研读著录用房。“万印楼”因藏有夏、商、周三代及秦汉古印7000余方,取其整数得名。同理,因藏有商、周古钟11件,陈介祺又将其书斋命名为“十钟山房”。

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展厅

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潍县(今潍坊市)人。陈介祺22岁考中举人,32岁考中进士,40岁授侍讲学士衔,官至翰林院编修,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等。

陈氏家族是潍县的名门望族,自明清以来,尊孔尚礼、诗书继世、忠孝传家,人才辈出。家族中历来县官、知府、守备、道台、巡抚等层出不穷,仅品级以上官员就有八十余人。陈介祺自幼受熏陶,青年时期便开始喜欢收藏古物。咸丰四年(1854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41岁的陈介祺辞官归乡。从此,中国金石界产生了一位巨擘。

金石中的“金”就是铜的意思,指有铭文的铜器；“石”指有文字的石刻。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文人富绅大多好古,纷纷搜罗古物。然而,金石收藏须同时具备学问与财力两方面条件,寒士有学而无力,商贾有力而无学,所以晚清收藏金石的多为达官显贵或名门望族,陈介祺便是其中的代表。

陈介祺的藏品数量极为惊人。商周青铜器里,钟11件、鼎19件,其他商周青铜器共213件。秦汉及新莽器80余件,所藏秦“权量诏版”为当时藏家中最多。古玺印约7000余方,绝大多数为战国及秦汉玺印,为历史上私家藏印最多者。封泥575枚,各类职官几乎皆备。古陶器70余种、残陶文近5000片,所藏陶器、陶片大都出土于山东,以齐地为多,其中临淄为最,邹、滕次之,也有在关中出土的。镜鉴200种、刻石116种,以北朝造像为大宗。砖326件,其中多为秦汉画像砖、汉纪元砖、汉姓名砖、汉吉羊文砖等。瓦当800余件,其中以“千秋万岁”瓦当最多,达60余种。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难以计数。

陈介祺书斋“十钟山房”

更为难得的是陈介祺有极强的鉴别力。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生平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老先生。”

陈介祺之所以有如此成就,离不开丰厚的家资,也离不开众多喜好金石友人之间的互相切磋。更重要的是,陈介祺有一支庞大的幕僚团队,其中有专门为他奔走传递金石讯息的人,如徐吉、毕芬、傅冬、韩伟功,他们有的专跑京津,有的专跑苏吴,来往频繁。陈介祺最重要的幕僚,当首推丁绍山、何昆玉、王石经,他们经常到古代郡邑之地探寻秦代刻石、碑刻。

重金求得毛公鼎

在陈介祺的收藏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毛公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毛公鼎出土与甲骨文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发掘,并称三大奇迹。

毛公鼎,全器通耳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饰重环纹一道。内壁铭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所知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自发现以来便是国之重器,受到各方势力的关注。特别是上面的铭文,郭沫若称赞“抵得上一篇《尚书》”。

1843年,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这里是古关中之域,从汉代至今出土青铜器有数千件。毛公鼎由当地庄白村的村民董春生在村西沟里挖出来,后来低价售给跑乡收破烂的人。当时,北京最大的古董老铺是永和斋,斋主两兄弟苏兆年和苏亿年听到消息后赶往当地,出价白银300两购得了古鼎。苏亿年随后写信给陈介祺,陈介祺见信随即回复,让他尽快将古鼎送到京城。当陈介祺看到苏亿年带来的青铜宝鼎,心中不由得为之一振,当即以三年俸银即1000两的重金,从苏亿年手中购入。

陈介祺得了举世珍宝,也深知“怀璧之忧”。他命人将其秘密运回潍县老家收藏起来,并且嘱咐家人严守秘密,此事绝不可外传。他将毛公鼎深藏密室,秘不示人,只给几位同行朋友文字拓本作为研究之用。此后陈介祺收藏毛公鼎30年,进行研究考释。1948年,毛公鼎被运往中国台湾,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翠玉白菜、肉形石,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

毛公鼎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品中格外受到陈介祺珍视的还有曾伯簠。这是东周初年的青铜器,也是陈介祺早期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重要到陈介祺自号“簠斋”,并将斋号命名为“宝簠斋”。曾伯簠上有铭文90字,记载了曾国的国君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道路的功绩。后来,该簠由陈介祺的曾孙媳郭祖珍捐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亡簋也是陈介祺的藏品。天亡簋是西周初期青铜器,又名大丰簋、朕簋、聃簋。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同年由陈介祺收藏。上面有铭文8行78字,是周武王灭商后为其父周文王举行祀典时,铸器人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辞,该文物被学界视为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意义重大。天亡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在拙朴散乱中显示了运动与和谐之美,其铭文押韵,是我国韵文最早的表现形式。如今这件国宝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同样有重要价值的,还有兮甲盘。这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伯吉父盘。兮甲盘出土于宋代,后由陈介祺收藏,上面有铭文13行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铭文记述了兮甲随周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兮甲盘跋》中说:“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兮甲即尹吉甫,是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可惜此器漂泊海外,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

收藏是为了学术研究

如果只是藏品数量多、质量高,还不足以奠定陈介祺在晚清金石界的地位。

在陈介祺之前,收藏文物、把玩金石是达官贵人附庸风雅、闲情逸致的点缀。到了他这里,金石学真正成为研究、传授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形式。陈介祺明确了金石学的学术目的:鉴古、考古、释古、传古,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

基于此认识,陈介祺大大拓展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范围。陈介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发现了齐国陶文第一片,成为大规模收藏、著录、研究陶文的开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收藏陶文蔚然成风,自清末至民国先后不下六七十家。簠斋陶文题拓近九百件,由王献唐代山东省图书馆购得并装订成册,书名为《簠斋陶文释存》,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陈介祺在陶文研究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指出陶文多用玺印印成,提出“古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二是提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王襄《古陶残器絮语》称:“有文字之陶现于人间,列入金石学,陈介祺为其创者。”

曾伯簠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古玺印、封泥的认识,陈介祺也是领先于世的。陈介祺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最先提出古玺似六国文字的观点,较王国维早了半个多世纪。陈介祺对古玺印的认识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他认为“之章”“之印”与“印”“章”等印文称法有先后之别,符合史实。再如他将存世钩印定名“合符”,并认为此乃周制,是最古的印式。另外,前人印谱对鼻钮、桥钮、瓦钮多含混不分,陈介祺则指出:“鼻钮如鼻孔,瓦钮薄,桥钮到边而中狭。”从而说明了以上三钮并非同一形制的不同称法,虽然近似,却有分别,王献唐认为陈介祺此说“其分析三钮体制最晰”。

陈介祺在学术上的贡献还体现于《十钟山房印举》一书。该书在印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其收古玺印数量之巨(“癸未本”收印10402方)、品类之全、名印之多、体例之善、钤拓之精皆为空前。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盛赞《印举》的编排体例等,并称“实是陈介祺平生的一大事业”。

此外,自道光初年蜀中出土封泥后,陈介祺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金石新门类。他最先认识到了封泥的价值及与古玺印的关系,并写作《簠斋印集》,收录封泥130余枚,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该书是最早将封泥与玺印并列归于印集之作。光绪初年,《封泥考略》由陈介祺谋划成书,其体例的创制、所考内容及学术价值,均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该书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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