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那一年，一年级

儿子要上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他有些激动，早晨不到六点，就从床上滚爬起来，打开昨晚收拾的书包，生怕忘带东西。又找出一张白纸，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写声母韵母表，还拿出他最爱的计算器，按个不停，也不知道在算什么。到了七点多，他说要吃肉夹馍。我带他去了一家干了三十多年的小店，吃完，到学校门口，八点半，正好是报到时间，要进门时，他突然说，我要拉粑粑。

我第一天上学，好像也是这样，上来就找厕所，那时都是露天的旱厕，就在教室旁边，刚拐进去，就发现不对，里面出来的都是女生。

【资料图】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快四十年的事了。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是永久牌，要不就是飞鸽牌，记不清了，也可能我在前面，横坐在大杠上，手扶车把，目视前方，穿过县城黑白色的街道，父亲带我进了一所学校，因为还在放暑假，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面五星红旗，在操场上空飘扬。父亲说，在这里上学吧。我点点头，心里充盈着难抑的激动，过了这个夏天，我就要上学了。

当时我五岁半，只上过三天幼儿园，就成了一个辍园儿童。大人们觉得幼儿园学不了什么，想直接让我上二年级，只是觉得那样可能学不好拼音，最终决定还是让我从一年级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北大，或者清华。上学前，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能背诵《桃花源记》和《大铁锥传》，还有很多后来全忘了的唐诗，常和邻居一二年级的孩子一起做数学作业，我做好了，他们抄我的。按照那所小学的规定，只有上过他们的幼儿园，才能入学，父亲带我去了校长室，让校长拿张报纸给我读，我读了两段，就算是考试通过了。

那座小学叫一完小，之前的小学有初小，也有高小，所谓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完小不光小学完整，还有幼儿园，称作育红班，包括初中部，七年级到九年级。这所学校的前身应该是东关完全小学，我二伯父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后来从一中考到上海交大，家里还存放着他1953年的毕业证书。

一完小一年级，一个班有近百人，开学第一天，我到了教室，已经没有课桌了，父亲费了好大劲，从操场挪过来一块青石板，架在两摞废砖头上，在第一排旁边加了个位，接着又来了两个同学，一边一个，把我夹中间，三个人用这张石板当课桌，就这样，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对课桌的印象都是冰凉冰凉。后来可能是受高年级同学的影响，大家都流行在课桌上刻“早”字，我一直没有刻过，并不是不想损坏公物，而是怕弄坏五分钱一把的铅笔刀。

最初那两位同桌我已记不清，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同桌，已是后来的事，他常穿一身儿童警服，还戴着大盖帽，非常神气，动不动就从我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铅笔，咔一下掰成两截。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在课间休息时拽住他的衣领，说，咱俩出去打个“血架”！所谓“血架”，我也没打过，只知道应该不是一般的打打闹闹，直观上要见血那种。他一下愣了，一动不动，眼神也呆滞起来，然后，我从他铅笔盒取出一支铅笔，咔一下掰成两截，他低下了头，一声不吭。

从此，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唯命是从，只是把掰铅笔的对象改成了另一边的同桌。有次被班主任看见，揪着耳朵拽到一边，班主任一巴掌，把他的大盖帽扇到了地上，他满脸通红，噙满泪花，又不敢哭，只能绝望地看着大盖帽在地上旋转，那一刻，我第一次发现，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时。

班主任是个女老师，但很凶，那时的老师都很凶，否则每节课都能“炸了堂”。作为惩罚，老师不光亲自动手，有时也让学生自己打自己。有一次，我们班有两个孩子上课吵架，被班主任拉到讲台上，让每个人自己扇自己的脸，十下，第一个孩子很实在，抽得啪啪响，发出的声音似乎可以穿越时光，让今天的我依然可以清晰的听到。第二个是女生，脸皮薄，下手也比较轻，但那脸上的那种窘迫足以让我每当想起来，都有些手足无措。

老师们没有打过我，不是因为我遵守纪律，而是因为学习成绩。尽管我从未认真听过任何一节课，但考试实在太简单了，我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老师要讲那么久？每次上课，我要不就在课本上涂涂画画，给插图上的女生画上皱纹和胡子，男生画上步枪和坦克；要不就故意和同学抢答问题，站起来把胳膊举高，用屁股抗住别的同学，用手拨拉着别人的手，往老师眼前伸，恨不能冲到讲台上，等到真被老师点名时，都忘了问题到底是什么。

更多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比如老师的教鞭到底是用什么做的？粉笔末真能染白她的头发吗？前面那个女生的辫子里到底有没有藏着一条蛇？如果下雪，所有的水坑都结冰，能不能一路滑着冰回家？还有一件更加异想天开的事：一年级有三个班，每天上午三节课，有一次，一班上午第二节课上体育，同学们在外面站队，我以为他们放学了，又通过一番推测，认为一年级之所以分为三个班，是因为一班每天上午只需要上一节课，以此类推，二班上两节课，三班上三节课。所以，我每天上午上完两节课，背着书包就回家，至少坚持了多半学期。直到有一天，在放学路上遇到一个同班同学，他问我怎么回家这么早，我才知道原来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再不用羡慕一班，也不用同情三班了。

对一个五岁半的小孩来说，三节课是一个多么漫长的上午，更何况，还有一个两节课的下午。父亲下班早，可以顺道来接我，大多时候，我都要自己走回家，每天两趟，有两三里地，正好穿过整个东关，开始很热闹，有很多一起走的同学，追逐打闹，大喊大笑，走着走着，他们就拐进了自己家的胡同：马家胡同、崔家胡同、米家胡同、赵家胡同……我每次到家，土地庙胡同，都形单影只。

或许，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选择一条更长的路。上初中也是，高中也是，学校都离家很远，我曾羡慕那些家就在学校门口的孩子，他们课间休息甚至都来得及回家喝水，有时嘴里还能再塞块糖回来，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对于县城的路，我更加熟悉，路上的故事，我经历了更多。

那条路集中了县城最有名的小吃：烧牛肉、烧鸡、水煎包、羊肉垛子、羊杂碎……但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只有几个小人书摊，总让我停下脚步，如果兜里还剩些零花钱，一定会在那里清空余额。有时，我也会跟着同学，进入其中的一条胡同，再从里面拐到另一条胡同，转一圈出来。

路上，还经常会碰到一个名叫“红旗”的乞丐，一头乱蓬蓬的长发，经常有孩子们逗他玩，他也十分配合。

红旗，叫爹！

爹，放学了爹！

红旗，叫爷！

爷！放学了爷！

孩子们哈哈大笑，那个被红旗叫爹的同学想了想，觉得自己吃了亏，就和让红旗叫爷的同学打成了一团，气氛更热烈了，红旗也跟着哈哈大笑。

有次，见一个摆弹珠台的小摊，被孩子们围了两三圈，摊主在一块木板上钉了许多钉子，设计出弹珠的几条轨道，通过拽一个弹簧机关，把弹珠弹出去，落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奖品，有糖豆、玩具手枪等等。尽管根据钉子的密疏，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里面的大奖根本不可能得到，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试试，一毛钱三次，每次弹珠在里面转了几圈，都落到一个没有奖品的地方。

我看着别人玩了许多次，自己兜里却没有一分钱，于是，就在旁边等大人下班，我想象着如果父亲或者母亲路过这里，就可以要钱来玩一把。遗憾的是，一直等到天擦黑，两腿酸疼，也没等到大人的影子，摊主也收了摊，我只好垂头丧气回家。

这个场景我记忆深刻，是因为长大后，当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才发现很多人的命运都像那个弹珠，看起来有很多可能，但上苍或许早就设计好了弹珠台，那些钉子组成的障碍，注定让弹珠滚到要滚到的地方。

其实，在同学中间，我的零花钱并不算少，大人们送我上学，会往我兜里塞上一两毛钱，偶尔会有五毛。兜里揣着零花钱走进学校，路过卖冰水和零食的小摊，似乎找到了万元户的感觉，当零花钱花光，灰溜溜地从小摊前走过，连头都不愿意抬。

不过，学校门口的小摊，学生可以赊欠，但我不好意思，只有一次，口渴，赊了杯冰水，在罐头瓶子里盛着，上面盖着一块四方玻璃，卖冰水的老头对我说，你一看就是好学生，肯定会来还钱的。

那时的“校园贷”没有利息，也没有套路，只有朴实单纯的信任。

作为一年级的学生，在小学属于食物链末端，很快我就知道了，绝不能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玩，不管是洋画片，还是玻璃球，很容易被他们抢走。我们的方言管抢叫chua，就是一把抓了就跑的意思，我被chua过两次，有一次实在气不过，准备去chua回来，但放眼全校，我分析，能chua成功的地方，只有幼儿园，那里的孩子警惕性更高，绝不会和我一起玩，所以我精心策划了一个方案：等一个雨天，课间休息时，穿着雨靴冲进幼儿园，因为靴底都是泥，自带粘性，看到那些孩子在地上扇洋画，就用脚去踩，然后拔腿就跑，靴底应该能粘上几张，别人chua用手，我用脚。

这个方案最终没有成功。我确实冲进了幼儿园，但靴底的泥不够粘。那天，我冲着洋画踩了好几脚，洋画上神仙的脸都被踩烂了，也没粘起来，还把旁边的一个小孩吓哭了，他实在难以理解，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专门踩洋画的变态，在他带领下，幼儿园教室瞬间哭成一片，我一看不好，捡起张泥头土脸的元始天尊，迅速跑了出去。

这件事发生后，我愧疚了很久，总觉得自己一时冲动，成了别人的童年阴影。有一天，幼儿园放学，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一名女老师边唱歌边向孩子们挥手再见，那些孩子依次走出教室，没有人认识我，他们脸上的笑容依旧天真无邪。于是，我放心了。

一年级也有音乐课，是一名男音乐老师，每次上课，就抬来一架脚踩风琴，教我们唱《妈妈的吻》、《草原牧歌》等，我们从未去过草原，也没有见过山，对歌里的辽阔草原美丽山岗充满向往，还有群群牛和羊，那还不得天天喝羊肉汤啊。

体育课主要学广播体操，忘了第几套了，最喜欢跳跃运动，然后乱蹦一翻，操场瞬间成了养兔基地。

除了广播体操，每天也做眼保健操，上午的课间，外面的大喇叭一响：为革命保护视力——就闭上眼，用手指捏、掐、揉、刮，做完之后，睁开眼，感觉视力好了很多，可以去参加革命了。

最害怕的就是打预防针。说不定哪节课上，突然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背着一个木箱，带着一身奇怪的味道，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之前，我也打过预防针，在爷爷的中学里，有那么一两次，之后我只要听到打针，就藏在屋里，反锁上门，说什么也不开，无论大人们怎么威逼利诱。但是如今不行了，防疫站的人直接进了教室，相当于关门打狗，只能硬着头皮接种疫苗，那时还不是用一次性针管，针头每用一次，在酒精里消消毒，还接着用，有的针头都快打弯了，常疼得钻心，当着同学的面，谁也不好意思哭，整个教室的气氛噤若寒蝉，仿佛世界末日已然降临。

每次我都会想，要是能预防打预防针，就好了。

预防针能预防很多病，却预防不了感冒发烧，到了冬天，屋里生起煤气炉子，用一个锅煮醋。这个据说可以防感冒的方法，让整个教室都弥漫着一股酸味，到底有没有功效，则不得而知，班里永远挂着两截鼻涕的同学，继续挂着鼻涕，有时使劲哧溜进去，过一会儿，又流了出来。

教室的地没有铺水泥，都是被踩硬了的土，坑坑洼洼，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做值日时，无水可洒，用扫帚一扫，尘土就飞扬起来。每到这时候，从外面看，教室所有的窗户都往外冒着滚滚黄土，像一个七窍生烟的人。在尘土中，我们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开心无比，仿佛置身电影里硝烟弥漫的战场。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就这样一次次从“战场”中冲出来，带着一脸黑灰，背着比炸药包还脏的书包，怀着比炸了碉堡还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一完小。

三十多年后，看着儿子沿着人行道上一条专门的黄线，向校门走去，头也不回，我想起自己的一年级，那么远，又如此近。或许，我们仿佛是在两个时空同时上学，不会彼此穿越，也难以互相影响，他不是曾经的我，我也不是未来的他，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来源：“魏道泉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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