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讯：《2021-2022年度数字音乐规则报告》发布：如何重构竞争秩序

刚刚过去的2021-2022年度，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受到了包含疫情、监管和新兴的短视频崛起带来的三重影响，该如何评估这些因素对产业链各方的影响？又该如何根据新形势，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健康可持续的数字音乐营商环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月13日，在第十七期E法数字音乐论坛暨新版权时代的数字音乐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上，《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与财经E法共同发布了《2021-2022年度数字音乐规则报告》（下称《报告》）。

该《报告》耗时数月，参考了全球最新行业报告、知名学术论文、主要公司财报及分析，并访谈数十位数字音乐产业链上的音乐人、版权方、专家学者、行业分析师等，力图还原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现状，呈现问题，并展望未来的产业发展与监管路径。

这是《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与财经E法发布的第二份数字音乐报告。此前的2021年9月，《新规则浮现——数字音乐规则报告（2020-2021）》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中国政法大学助理教授任启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文聪，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青年作曲家巩子晗现场出席了研讨会，并对《报告》进行了深度点评。

熊文聪认为， 中国音乐产业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法律制度，也取决于特定的产业政策。 任启明则认为， 取消独家版权之后，是一个相对较强的行政监管时代市场，音乐市场面临着责任规则下“谁来定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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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权时代，市场环境有没有变好？

在2021-2022年度，最大的监管动向来自2021年7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案作出处罚决定：处以 50 万元罚款， 同时责令腾讯音乐 30天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的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恢复正常市场竞争状态。与此同时，短视频的崛起颠覆了既有的数字音乐商业模式，并对当前数字音乐版权保护带来挑战。

基于市场环境分析，《报告》将腾讯音乐解除“独家音乐版权+转授权”后的时期定义为“新版权时代”，并提出三个核心观点：第一、虽然消费者对同样内容的平台选择在增多，但取消独家音乐版权给平台、上游版权方，音乐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短视频平台迎来发展良机，但其经营模式挤压了优质唱片公司的生存空间，并对现有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模式和部分原创音乐人造成冲击。 第三、重构新音乐版权时代的数字音乐市场，关键在于提升国内长期低迷的付费率，提升平台服务，并完善立法。

《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市场竞争现状:“版权变迁”与“新势力崛起”；群雄逐鹿时代:版权市场各方面临新问题；旧制度与新革命:新商业模式辨析；展望：敢问规则将去向何方?

其中，第一章指出， 目前数字音乐平台的竞争逻辑已经由“绝对强势平台”的版权竞争，转向“相对弱势平台”的服务式体验竞争。 兼具强传播力度和制造流行能力的短视频平台正挑战在线音乐平台，可能重塑中国在线音乐生态。取消独家版权之后，行业长期存在的大量问题并未消失，诸多新的问题又在陆续产生。

第二章中，《报告》认为， 版权方在“新版权时代”面临着“预付金红利”消失的问题；在平台层面，内容同质化降低了发掘上游优质内容的动力，最终可能影响优秀原创作品的传播；从音乐人的角度，“非独家”后，收入普遍降低。

第三章中，《报告》发现，在疫情与“新版权时代”的双重影响下，音乐市场环境受到冲击； 付费率低迷的长期问题依然存在；短视频平台音乐商业模式存在巨大缺陷——马太效应； 短视频平台中数字音乐的侵权问题十分突出的。

第四章中，《报告》认为， 未来音乐产业可以通过集聚产业要素创新，形成融合发展模式；监管机构的治理逻辑应集中在制度和规范的设计而非直接干预上 ，应加大盗版打击力度，建立保护音乐版权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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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不可忽略平台培育市场的功能

取消独家版权之后，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该向何处去？

熊文聪作了题为《制度、政策与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的点评。他表示， 中国数字音乐产业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法律制度，也取决于特定的产业政策。 例如，每年国家版权局联合多家执法机构采取的“剑网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对在线音乐版权许可模式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等。

熊文聪认为， 音乐是高度替代品，要想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不能靠垄断，而是要靠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同时提供更优质的、个性化服务来吸引消费者。

任启明则回溯了音乐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介绍说，音乐市场发展经历了“前市场”，“塑造市场”和“自律监管”，以及“强行政监管的市场”三个分期。 “取消独家版权之后，是一个相对较强的行政监管时代市场。” 任启明认为。

任启明表示， 数字音乐平台除了中介功能外，还有培育市场的功能：包括培养付费用户习惯，促进版权执法，并扶持音乐人创作。

任启明解释说， 如果只把平台当作一个中介，各方对平台价格的变动就会更敏感，对平台的质疑会更大，监管也会趋向更严格，也就忽略了平台在数字音乐市场发展之中起到的作用。进而，“涉及平台的反垄断问题或者监管的目标可能会变得非常单一化。”任启明说。

任启明表示， 在“新版权时代”，音乐市场面临着责任规则下“谁来定价”的问题。具体而言， 在独家版权时代，依据“财产规则”，买卖双方通过市场力量可以形成定价。但 在“责任规则”下进行普遍的转授权时，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还需要解决。

刘晓春表示，数字音乐市场的竞争，体现为不同要素的竞争，例如算法竞争、用户体验竞争，也包括各家平台在独家版权获取能力上的竞争，不同企业分别构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护城河。

刘晓春认为， 要求特定经营者解除独家版权， 是出于对于版权市场集中度过高、从而可能导致影响竞争的考虑，这一措施 实际上是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取消了特定经营者通过独家版权来构建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即“出于防止市场过度集中的竞争秩序考虑”，和“知识产权通过独家版权交易体现出来的激励创新考虑”之间的平衡。

对于短视频平台崛起对数字音乐市场的冲击，刘晓春认为，这可能体现了不同商业模式的不同特点。在使用数字音乐版权时，很多典型场景可能不需要获取独家版权。例如，在主播翻唱或短视频配乐的场景下，使用者寻求的并不是对外销售歌曲而是可以使用，“因此在短视频平台生态下，很多使用方式通过获取非独家版权就够用了。”刘晓春表示。

此外， 短视频平台不像数字音乐平台依靠音乐版权获得收入，而是靠广告、流量、直播带货等模式获得收益。 “人们更容易接受、更喜欢这样的模式。”刘晓春认为。

对于数字音乐产业长期存在的付费率低、中国音乐人收入分成较低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巩子晗以“音乐专业的投入与产出”为题，解读了专业音乐作品出炉背后的高额成本与低收益的矛盾。他透露说，2021-2022年度，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自己及周围音乐人的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据巩子晗介绍， 音乐行业可以分为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和大众音乐从业人员。大众音乐从业人员很多时候只写了一条简单的旋律，其余大量的专业音乐编配与录音工作，需要由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完成。

从成本角度， 巩子晗 首先以中央音乐学院五年本科课程为例介绍， 专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其他音乐从业人员需要经历近二十年严格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成为一个优质的音乐从业者。其次，一部音乐作品要经历创作、制作、修改、录音、混音之后，才能形成成品，且每个步骤均成本不菲。

巩子晗认为， 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音乐生产方法，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专业知识技能，对于音乐产品投入成本的认知也并不清晰，无形中挤压了音乐制作成本，如录音成本、制作成本等，这将直接影响音乐产品的质量。 而压缩了从业人员收入，也进一步削弱了专业音乐从业人员的创作动力，不利于音乐产业长期向好发展。

因此， “各个利益相关方应该分配更多资源给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巩子晗建议。

关键词： 数字音乐 从业人员 中国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