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人妖，是跨性别女性”

现代研究表明，个体具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种性别，两种性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一致，但在少部分人身上会出现错位，他们被称为跨性别者（Transsexual）。跨性别者在主流视野中多是隐身状态，也处于性少数群体里的边缘位置。他们在夹缝中挣扎求存，想要更好地活下来。而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正确的身体、适度的理解和足够的爱。Yaya很漂亮，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夏日35摄氏度的热浪里，她踩着七八厘米高的长皮靴、拖着装满拍摄服装的旅行箱向我跑来，打扮时髦，身材凸凹有致，动作有着成熟女性的韵律，完全符合传统认知里性感美人的标准。总而言之，初次见面并相处一段时间，你很难发现Yaya是一位跨性别女性，除了比一般女孩要高出一截的个头，她身上找不出什么男性特质。唯一的“破绽”可能在于，一组拍摄完毕，她风风火火拉着伙伴跑下一楼，留下的那串热情又洪亮的尖叫。二楼的几位影棚工作人员惊讶地探出头来，走在我身后的摄影助理、一个年轻男孩则低声感叹道：“这一嗓子，真是个爷们。”Yaya是向社会公开身份的跨性别女性，2019年，她参加泰国芭提雅蒂芙尼国际跨性别秀选美大赛（全球目前最大的跨性别者选美大赛）获得季军，并留在秀场工作。消息传回国内，她在微博登上了热搜。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蒂芙尼国际跨性别秀在国内被称为“人妖秀”，而“人妖”是他人口中、贯穿Yaya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羞辱性词汇，她用三个月时间和公司沟通，希望替换这个歧视性名称，此后，“人妖”标签从蒂芙尼官网消失。和Yaya一样，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主角小猪（化名），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6月的一天，她在豆瓣小组发帖，向网友求助跨性别者如何修改学历——2018年，她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修改了包括身份证在内的一切社会身份，但到修改学历时却卡住了。如果无法修改学历，她觉得自己就不能走完这场性别变换之旅的最后一程：无法报考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大城市积分落户。她也不敢随意辞职，害怕再就业时遭到歧视——那些成长过程中，好似无处不在的冷言暴力和猎奇目光，她想尽可能彻底远离。和高调的Yaya不同，小猪低调神秘，习惯将自己藏在人群中，而这可能才是跨性别群体在中国更普遍的生存现状——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学校、工作单位或宗教社群中，仅有约5%的性少数人士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身份或独特的性别表达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用GID划分标准提出，MTF（Male-to-Female，跨性别女性）的发生率为0.0033%，即每30,000个人中有1名，FTM（Female-to-Male，跨性别男性）为每100,000个人中有1名。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难被看到的跨性别人群，其实际数量很可能要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怪物？Yaya从小就坚定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尽管她原本是一个潮汕小镇的传统家庭里，父母唯一的儿子。童年时，母亲爱给她买男孩穿的深色小西装，她不喜欢，反是色彩亮丽的服饰更能得她青睐。她爱上美术课和音乐课，最讨厌体育课，对裙子和芭比娃娃有着浓厚兴趣。每次去拜访一位“爱美的表姐”，她都会偷遛进对方房间，用化妆品打扮自己。但在氛围传统的中式大家庭里，Yaya展露出的女性气质，常会遭到男性长辈的责骂——“要有个男孩子的样子，不要像个女孩”。因为“没有男孩的样子”，小时候，她很难得到父亲那一系亲属的喜爱，父亲也常对她拳脚相加。小学时，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校园霸凌。因为表现得像女孩，她被同学骂“太监”“人妖”“不男不女”，有人撕掉她的课本，传谣言说她有艾滋病，一碰就传染。除了哭，她不知如何是好。在B站发布的一段视频中，Yaya回忆过那段“黑暗的日子”，家庭和校园的双重压力，给她带来了极重的心理压力，她告诉母亲，要把家里的猫从二楼扔下去，“看它会不会死”，因为“猫咪会死的话，我也要从这里跳下去”。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很多跨性别者来说，校园霸凌是他们青少年时代无法逃避的噩梦，面对突如其来的恶意，他们难以承受，却又往往束手无策。小猪身上的女性特质，从两三岁时就开始觉醒，她喜欢电视里的女性角色，爱穿妈妈的衣服。她的身型、外貌甚至声音都偏女性化，在学校里，她会被叫“人妖”，“是全校的笑柄”。她时常感到孤独，学校里男生和男生玩，女生和女生玩，剃着光头的她既不被女生群体接受，和男生也没话聊。她试图和别人解释，想让他们更了解自己，但马上发现，基本没人能理解她，“大家只会觉得你是怪物”。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欺负，她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低着头，“就希望不至于会有人打我”。上初中后，Yaya短暂把自己的特异之处隐藏起来，她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小男孩，和男同学们玩在一起。但荷尔蒙分泌日渐旺盛，她的男性特征慢慢显现，喉结长了出来，脸部轮廓变得男性化，嘴边争先恐后地冒出胡须……强烈的性别焦虑给Yaya带来了青春期“最大的恐慌”——“我厌恶自己像个男人，或者说，我害怕我自己就是一个男人”。她给自己剪了齐刘海，想遮住“不够女性化”的宽额头；她痛恨身上浓密的体毛，用脱毛膏会皮肤过敏，吃了教训后，她就用眉毛夹，每天中午和晚上，忍着痛把新长出来的胡茬，一根一根拔掉。对Yaya这样的跨性别者来说，性别焦虑是难以摆脱的情绪“杀手”，很多人因此走上绝路。“一个女生，一天醒来后发现身体突然变成一个男生，那种恐惧和恶心的感觉，是多么可怕。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小猪向我形象描述了她和Yaya面对男性身体时的感受，最焦虑时，她会想通过自杀来结束这种痛苦。内心的煎熬让Yaya很快放弃了伪装，初二时，她向母亲坦白，开始化妆、留长发、穿裙子，公然接受同学嘲笑。但校园霸凌逐渐升级，她骑自行车去上课，车不是被扎了胎就是被搞了破坏，“没有一天是好的”。去教室要走过两个班级，每次路过，男生们都会站在走廊对她行注目礼，或者朝她扔东西。她最害怕的是上厕所，总有男孩尾随、试图扒她的裤子“检查”，反抗会换来一顿拳头，她只能忍着回家上厕所。直到高一时，她还会尿裤子，却不敢告诉家人，哪怕是一直对她的异常表示包容的母亲。小猪学生时代的经历和Yaya非常相似，但她少了一位宽容的母亲。每当她表现出对女性外貌的模仿——贴双眼皮贴，把眉毛修得女性化，妈妈就会破口大骂；父母重男轻女，一直以她“儿子”的身份为荣耀，“我却去摧毁他们这样一个骄傲”，小猪觉得愧疚，“他们也挺倒霉的”，但也无力做出改变。她瞒下了向父母坦白的念头，更加努力读书，直到18岁，才第一次跟家里坦承自己心理是个女孩。父母把她带去医院，但又不能接受医生“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诊断。他们逼迫小猪去做心理治疗，希望“矫正”她。“这是违法的”，但小猪妥协了，配合着去了几次，最后还是逃了。她在贴吧里看到过，有些跨性别的孩子被父母关进精神病医院，后来报警才获救；还有未成年人遭遇父母暴力对待，走投无路，最后自杀。直到今天，她都为自己18岁“出柜”的决定感到庆幸：“那些孩子不该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说出来，绝对会死路一条，因为你完全没有逃脱的能力。”置换性别在一部2016年聚焦跨性别者的纪实短片《有性无别》里，记录了几位跨性别者错位的人生，他们大多在年少时就发现自己的特异之处，但能获取的相关信息和现实帮助都非常稀少。有被摄者早期偷服动物用雌激素，期望能扭转自己的性别特征；有人则是在结婚生子后，才开始坦承自己是跨性别女性……小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是在高中。那时，同学间流行耽美文化，她一度以为自己喜欢男生，应该是同性恋者，但又发现，自己并不希望以男性身份被喜欢，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直到看到美剧《Glee》，其中一集讲到跨性别者与同性恋不同，她才知道，“我跟同性恋是不一样的”。除了生来所具、个体无法选择的生理性别（sex），人还具有社会或行为性别（gender），两者不一定相同。相较来看，gender的分类更多，也更具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本质更贴近于一种自我认同。认清自己的社会性别，是接受自我的第一步，但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2018年，小猪拿出所有积蓄，飞去泰国做性别重置手术（SRS）。她在高中时就开始研究这项手术，这是一门通过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使受术者生理性别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医疗技术，已发展了一百多年。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需要完成SRS，因为缺乏有效信息传播渠道，关于这一手术的传言颇多，有主流观点认为，这类手术会缩短寿命（事实并非如此）。手术有风险，做过的人好像也不多，小猪也迟疑过，“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当性别焦虑烧上来时，她反复问自己：我能妥协吗，能接受以一个男性的身体活着吗？答案永远是：不行。每个跨性别者的性别焦虑程度不一，有人可以与矛盾的生理性别和平相处，但对小猪来说，如果不能由内而外变成一个女人，她生不如死。最终，她选择去泰国一家专业医院做手术。她没有告诉父母，全程靠自己，掏出攒了好几年的存款，还借了贷，直到一年后才还清。与小猪相比，性别焦虑同样严重的Yaya显然更幸运——她获得了母亲的全力支持。初二向母亲“出柜”后，Yaya和母亲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初时无法理解的母亲会主动阅读相关书籍，也不干涉她穿女装、留长发，“我在探索自己的同时，她也在探索我。”持续沟通十年后，发现Yaya想要置换性别的意愿依旧坚定，只是一个教务处普通文员的母亲开始努力经营生意——Yaya后来才知道，母亲一直在攒钱，就等她主动开口说要去做手术的那天。2015年，母女俩迈出第一步，去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做隆胸手术。在那里，Yaya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第一天住院，护士领着一群不相干的人推门而入，“就连个扫地的阿姨，她都带进来看我”，人们看她就像在观赏一个宠物。未经她的同意，主刀医生拿她当教学案例，“一边手术一边给学生讲课”。手术清醒后，因为麻药产生的副作用，她吐了一天一夜，还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母亲感到生气，决定带女儿去产业更成熟的泰国做后续手术。在那里，Yaya住进了私人病房，医生护士会温柔小声地同她说话，直白告知她手术风险，死亡也是其中之一，但Yaya下定决心，“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也不可能拖着这个错误的身体一直生活。如果死不了，那就重新活一次”。确定手术时间后，她没觉得害怕，反跑去洗手间，在镜子前跳舞欢呼。比起很多跨性别者，追求更完美状态的Yaya手术流程更长。她前后做了六次手术，下体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术后有难捱的修复期，因为伤口肿胀和炎症，她很容易得尿道炎，严重时会尿血；还有两次才达到效果的去喉结手术，第二次手术时，她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上，能听见手术器械切割器官的声音，闻到自己身体组织被烧焦的味道。母亲陪伴Yaya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手术，是她最坚强的后盾。Yaya常会提起自己的母亲，一个习惯带着黑框眼镜，并不高大、显眼的女性。她记得，一次刚做完手术，她躺在病床上休息。有亲戚来探望，母亲在病床隔帘那一头，严肃低声告诫对方，“她说，‘我的孩子没有病，只是比较特殊。以前你们在背地里说她很多不好的话、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她现在已经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如果你们还像以前那样对她，我们就不用再做亲戚’。”帘子这头，装睡的Yaya把头埋进被子里，偷偷流泪。“我妈妈真的好厉害。”Yaya觉得，比起她的很多同类，她要更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她爱我，比爱她自己的面子更多。”Yaya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和同伴租住在北京五环外，还养了一只叫“太贱”的无毛猫。难题2018年，小猪独自一人赴泰国完成了手术，但这次手术并没有太成功。她反思自己应该找另一个更贵也更难预约的医生，但她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术后需要休息三个月，但她害怕失去工作，前后只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手术后第11天，就着急赶回国内。飞机上，下体的创口还在流血，她需要一直垫着卫生巾，还要自己用碘伏给伤口消毒；晚上是很难睡着的，她躺在床上，需要分开腿，不断调整姿势来减缓疼痛。渐渐躺着不疼了，但走路还会痛，坐着也是一种煎熬。上班时，她要半躺在椅子上，还得换上中空的坐垫，避免伤口再次受创。痛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小猪想，虽然不知道生孩子有多痛，但她所感到的疼痛应该与之不遑多让，甚至更持久、绵长。她没把手术的事告诉父母和朋友，只能独自承受这种疼痛。回国后的两个月，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上班痛、下班也痛，她在出租车上痛哭，好心的司机问她，怎么了？她只能回答：我没事。但性别置换手术并不是小猪最难过的那关，如何获取一个完整的社会女性身份，才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万里长征”，小猪这样定义自己修改身份证的过程。尽管如此，她还是需要鼓起勇气去完成修改，否则“你在社会上基本是死亡的”——没拿到新身份证之前，她不敢去旅游、更换租赁的房子，甚至不敢去营业厅把手机的3G网络换成4G，哪怕手机信号差到“连二维码都扫不出来”。所有要用到身份证的活动，她都尽量避免参与，她害怕掏出那张印着一个22岁男大学生模样的塑料卡片。“我要去解释、要去接受别人的那种眼神，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噩梦。”小猪曾去换过银行卡，而大堂经理举着她的身份证叫同事来观看，“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我人生二十多年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不会有人理解你，他们甚至会把你当做一个趣闻、一个笑话，讲给他们的朋友同事听。”这样的过程，在修改身份证时依旧不可避免。根据国内规定，要进行性别变更，需要提供国内三甲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小猪硬着头皮去了医院，但请求被拒，她软磨硬泡，才求到一个医生开具证明，公证后公安局却又不肯承认。跑了两三个月，一遍遍在家乡和上海之间往返，小猪觉得自己“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仿佛进行了一场“文件马拉松”。哪怕在最后关头，她成功改掉身份证上的性别，还想再换个女性化的名字时，还有新问题冒出来。烦死了，你不用改，名字这样不就行了吗？坐在“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前的办理员不耐烦地回复小猪。“我是像赵大强这样的名字，哪个女生会有这样的名字？”她怒气上涌，想张口大骂，但怕激怒对方，事情更难办，又生生忍了下来。出乎我意料的是，Yaya办理新身份证的过程，格外顺利。两天时间左右，她就完成了所有手续。流程依旧有空缺，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会主动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如何办理。也有人窃窃私语，Yaya会直视他们的眼睛提问，“请问有什么情况吗？”并严肃告诉对方：“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和隐忍的小猪相比，曾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Yaya表现得自信强势、底气十足。Yaya也告诉我，尽管中国对跨性别者的社会包容度不算太高，但她感激中国有修改性别身份的合法途径，也给了她这样的跨性别者一个容身之地——中国目前法律体系内，允许同性伴侣、性别转换者及其伴侣办理意定监护公证。2019年8月5日，北京市还办理了中国北方首例同性恋意定监护公证。2019年，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际皇后小姐选美比赛”并获得季军后，Yaya被邀请留下演出。在泰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对那个国家又爱又恨。泰国有成熟的做性别重置手术的医院，也有跨性别者的专门秀场，却没有认可跨性别者的法律制度。有的酒吧入口写着“人妖与狗不得进入”，一些跨性别者甚至会收到死亡威胁。但这并不代表跨性别者在国内的生活畅通无阻，2020年，因新冠疫情在泰国蔓延，Yaya选择回国发展。她拿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酒吧驻唱，但没过多久，总公司有人得知她跨性别女性的身份，派人将她辞退，告诉她：公司不用人妖，被客人认出来，对酒吧名声不好。“我是选美皇后，可是去工作依旧被炒鱿鱼。我都落魄成这样，那些没有title的姐妹，该怎么生存？”她在网上公开了这段经历，并开始录制更多的，关于跨性别者的视频，她变成了一个跨性别者KOL，向社会公众尽可能展示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标签发帖求助后不到一周，小猪悄悄删除了原来的帖子。帖子下方，为她加油、给她提供帮助的网友不少，但依然有明枪暗箭向她袭来——有人指责她“吃女性红利”“没有子宫的不是女人”，还有人会私信辱骂她。修改学历是小猪的另一段“万里长征”。据她了解，目前国内仅有四五名做完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成功修改过学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显示，在性少数群体中，间性人和跨性别者因其性少数身份，在学业上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大，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在20%以上。对大部分普通跨性别者来说，学历是找工作时最大的拦路虎，加之本身不易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一些人）只能走最危险，也是不被社会认可的一个方式，通过性交易为生。”在这些时候，小猪觉得自己也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她有一个只待更改的重点大学本科学历，有一份稳定的、上司和善的工作，虽然没有家人支持，但靠着自己，“我还是实现了梦想”。现在，她觉得自己“在女生的这门课程上，已经快要修满了”，只要完成学历更改，她的人生“就能够跟一般女生站到一条起跑线上”。但小猪似乎又难以完全活成一个普通女性。手术前，她以女生的身份谈过几次恋爱，坦白真实性别后，得到的总是伤害和失望。手术后有个阶段，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她频繁和不同男生约会，一星期里有四天要和不同男生见面，回到家时总是深夜。身体内激素的变化，让她的心理更女性化，对爱情有了更多要求，她关注对方的性吸引力，也更想交心。她希望能在和对方建立更深厚的交流后，再坦白自己，尽管“这样可能不是很道德”。她也试图在其他地方建立安全感。做完手术后，她整过几次容。她希望借此吸引异性，找到理想中的爱情，但更重要的是，她想在外表上变成“理想中的自己”，这是她活着的一种动力，也是“唯一用金钱就能掌控的快乐”。更多时候，小猪还是一个人。“出柜”后，她与父母的感情“降至冰点”，已经很多年没再回过家。她也不去寻找那些跨性别者的组织，接受我的采访，本意是为这一群体发声、帮助更多同伴，但她也会反复强调，要尽量隐去她的细节信息。她不愿暴露在台前，更想藏进人群中，对她来说，“能够成为隐身人，就已经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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